]1949年开国大典之前，毛主席收到一封特殊的来信，署名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，他在信中写道：“润之兄，我本无颜向你提出任何请求，奈何家母年事已高，不得不开口请求润之兄为我照顾母亲。合肥得以解放，母亲尚在老家，请看在抗战时期我与贵军的情分上，烦请你帮我照顾一二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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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9年春天，北平的风还带着寒意，中南海里的海棠却已冒出了新芽。
一天下午，朱德总司令的办公桌上，躺着一封辗转多日、信封已有些磨损的来信。
拆开一看，落款让他眉头微微一动——卫立煌。
这位曾经的国民党“五虎上将”、在东北与他交过手的司令，此刻从香港寄来一封信，通篇没提时局，只说了一件事：
老家合肥即将解放，家中八十五岁的老母亲和数十口亲眷，恳请解放军“加意保护，勿使惊恐”。
信的最后，卫立煌称他“玉阶兄”，字迹端正，语气却透着一个儿子深藏的不安。
朱德拿着信，眼前浮现的不是战场，而是十一年前山西抗日战场上，那个和他一起趴在军用地图前、彻夜商量怎么打鬼子的“俊如老弟”。
他没耽搁，起身就拿着信去找毛泽东。
这封简短的家书，背后是一段绕过党派分野的旧谊。
故事得拉回1938年，山西抗日前线。
当时卫立煌是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，朱德是八路军总指挥。
两人起初是公务往来，但几次接触下来，卫立煌对这位穿粗布军装、说话实在的共产党将领印象极深。
他后来常对人说：
“朱玉阶对人厚道，是真心盼着抗日成事。”
这份敬重，源于战场上的生死相托。
最险的一次，卫立煌的部队遭日军伏击，陷入重围，是八路军一支小队拼死接应，才帮他脱险。
1938年4月，卫立煌还秘密访问了延安，和毛泽东促膝长谈。
离开时，他顶着压力，亲自批条子，给八路军调拨了上百万发子弹、大批药品和通讯器材。
这份在共产党最困难时伸出的援手，毛泽东和朱德一直记在心里。
所以，当1948年底蒋介石在辽沈战败后要追究责任、将卫立煌撤职查办时，中共在公布“战犯名单”时，特意把卫立煌的名字放了进去。
明面上是“定罪”，实则是给他一道“护身符”——让蒋介石觉得“此人已是我党死敌”，反而不好再加害。
这份不动声色的回护，卫立煌心里是明白的。
卫立煌这个人，骨子里有老派军人的耿直和孝心。
他从小丧父，是母亲辛苦拉扯大，对母亲极为孝顺。
1949年初，他辗转逃到香港，最揪心的就是没能把年迈的母亲带出来。
合肥老家即将解放的消息传来，他坐立难安。
自己顶着“战犯”名头，母亲和一家老小会是什么下场？
他不敢想。
在焦虑和无力中，他想到了朱德。
那个记忆中诚恳厚道的“玉阶兄”，或许是乱世中唯一可能听懂他这份私心、并愿意出手一助的人。
这封信，是一个走投无路的儿子，在历史洪流裹挟下，向着记忆里一点微弱的信任之光，抛出的最后求救信号。
信很快到了毛泽东手里。
他看完，沉吟片刻，便有了决断。
毛泽东的指示干脆利落：通知前线部队和合肥地方政府，务必保护好卫立煌将军的家人，确保其母安全，生活上给予照顾。
命令被迅速而周密地执行。
当卫立煌在香港收到家人平安的消息，并得知母亲不仅无恙，还受到地方政府礼遇时，那份震撼和感激，远超他的预期。
一道冰冷的政治鸿沟，竟被一道最基本的人伦暖流所融化。
这件事的余波，缓缓改变了卫立煌人生的航向。
共产党人一诺千金的作风，与他所厌倦的国民党内部的倾轧虚伪，对比太过鲜明。
他开始密切关注北平的消息。
1949年10月1日，当开国大典的礼炮声通过电波传来，他激动难抑，不顾香港还有国民党特务监视，公开拟发了祝贺电报。
最终，在1955年，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，卫立煌和夫人毅然踏上了北归的旅程，回到北京，将余生献给了新中国建设。
这一切的起点，都可以追溯到那封为母求安的家书，和书信另一端所展现的、超越政见分歧的宽广胸怀与人性温度。
多年后回看，这桩往事之所以动人，恰恰因为它无关宏大的战略，只关乎人心。
它告诉世人，历史的进程固然由铁与血推动，但最终能汇聚人心、奠定根基的，往往是硝烟散尽后，那份对情义的铭记、对承诺的坚守，以及对每一个普通人最基本尊严的守护。
毛泽东、朱德当时那个迅速的决定，不仅仅是对一位抗日旧友的交代，更是向世界宣告：
这个即将到来的新时代，有钢铁的意志，也有慈悲的心肠。
卫立煌母亲的安全，成了一个微小的象征，象征着一种更文明、更有人情味的政治正在东方古老的土地上生根发芽。
有时候，历史的方向，就藏在这一页泛黄的信笺，和信笺背后那份未泯的仁心里。
主要信源：（黄埔军校同学会——抗日名将——卫立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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